人權日，我在車上聽著18年前的趙一豪。既使身著小布爾喬亞白領上班服開著四輪房車嘴裡叼著進口煙，早就遠離了九○年代的叛逆狂飆，當初那股反叛體制的震撼還是被輕易喚醒。當然，還有1992年澎防部步七營的抓耙仔事件。
1991年，地下樂團Double X的主唱趙一豪出了一張個人專輯「把我自己掏出來」。相較於樂團時代的「白癡的謊言」專輯，在令人癡迷的punk rock中又帶有過度濃烈的Sex Pistol的影子，「掏出來」這張專輯，趙一豪可是把puck rock、jazz、和民謠吟唱的多元風格揉合得精彩極了。他的歌詞標榜誠實無欺，對庸俗虛偽與假道學予以正面迎撞，又帶著Tom Waits虛無人生的調調。我只能說：實在屌極了！
對於這麼屌的歌，當時奉行三民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、服務黨國威權體制的新聞局，當然不會充耳不聞。專輯中「改變」、「把我自己掏出來」和「震動」，新聞局基於其為「抽象描寫性愛狀態或性心理的歌曲」，活生生將它們禁唱。沒錯，禁唱。在宋楚瑜已經不當新聞局長很久了的九○年代，禁唱這種事仍然存在；政府可以隨時為了淨化人民的腦袋而為所欲為，一如趙一豪所指控的思想巨獸。
三首歌遭到禁唱，基本上連專輯繼續發售都成了問題。很屌的趙一豪和同樣很屌的水晶唱片並沒有坐以待斃，他們用非常非常諷刺的方式，把新聞局不喜歡的歌詞都改掉，刪除了有關性愛的詞句，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機器思想箝制更深沈的批判和挑釁。
重新發行的專輯「把我自己『收回來』」，其實比原來被禁唱的歌曲還更「不乖」，但就跟電影檢查制度一樣，只要把毛遮起來，新聞局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面對所厭倦的社會，不論是把自己「掏出來」還是「收回來」，趙一豪的控訴一樣誠實。而「改變」這首歌原本描寫生命的不由自主：「我這幾天看到死亡她們清楚的放在我的眼前，沒有任何疼痛所以不小心劃破了我的手。流流流……離開我的身體，流著紅紅紅……紅紅的模糊」，新版本「這幾天」就直接把新聞局的思想箝制寫在裡面：「我這幾天看到恐怖他們清楚的放在我的眼前，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他們到底想要什麼。所以我閉閉閉閉上我的嘴巴，用手蓋蓋蓋蓋上我的眼睛」。
更令人震撼無比的是「震動」這首歌：「我的眼睛變直了，我的身體也變直了，你的身體壓在我的身上，擠出一股滾燙，流滿我的全身。你的身體讓我的頭飛起來，我想ㄅ丫開你的身體看看我可以飛多高」。原本這赤裸裸的性愛描述，在改名為「創造」的新版本中變成了更神聖的使命：「我們的時代進步了，我們的社會也進步了，未來的主人翁們捧著偉人的經典準備出發了。我們的眼睛看著前方，我們的頭腦不偏向左方。大大大時代又轉回到我們的眼前，我們要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，我們要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。」
於是，「震動身體」不可以，那高歌「讓我們來傳宗接代」總成吧？令人噴飯的是在間奏當中，還安排以軍歌「九條好漢」做底，搭配上一個女生以國慶日四海同心晚會上司儀的激昂口吻，高呼著蔣公訓示「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。對這個反諷意味十足的新版本，聞者無不狂笑，對趙一豪的創意激賞不已。
是怎樣的政府，逼出了這麼有創意的反叛？面對反叛的創意，國家機器除了自取其辱，那能真正有什麼實質的控制？這場戰爭，趙一豪可說連贏了兩次。
我記得趙一豪事件在報紙娛樂版上激起了一些討論，也間接促成了新聞局歌曲審查制度的改變，後來就漸漸沒有禁歌這件事了。但這並不是國家企圖箝制思想的尾聲。1992年底我在澎防部步七營服役的時候，居然為了趙一豪，被一個「抓耙仔」軍官一狀告去營部，惹來一場小風波。
我打從入伍第一天起就是個黑名單，但是因為下部隊後表現優異，有些比較有膽的軍官看我不惹事，反而跟我交好，政戰系統的人也都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，彼此相安無事。但偏偏一個剛入伍的少尉輔導長搞不清楚狀況，偷聽到我和連上的學弟在房間裡聽趙一豪的專輯，竟上報到營部輔導長那裡。
營輔導長把我找去，問了半天話，最後發現趙一豪的歌並沒有鼓吹台灣獨立，也沒有宣揚共產主義，只好算了，只要求我放假時把CD放回家裡不要帶來部隊。
我走回營房，踹開輔導長那個毛頭小子的門：「我操你媽的！國家養你們這些軍人是要保衛人民？還是學紅衛兵整肅異己的？你再給我去打小報告試看看。」不好意思，我當時雖然是預官，但是不小心升到副連長，又比較資深，教訓少尉輔導長只是剛好而已。
十多年了。但這些「想當年」的事，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其實沒有這麼遙遠。
是因為現在的總統也是抓耙仔出身嗎？是因為現在思想控制又回來了嗎？還是只是單純因為趙一豪的專輯，在我的汽車音響中聽來仍舊這麼清晰犀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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