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要從更早開始說起。
一個多月前在我公司樓下的咖啡店門口，他向我提起這個「苦爬」的構想。
「苦行我沒辦法，」我看了一眼他靠在桌旁的柺杖，他繼續說：「可是我可以用爬的。唉！年紀大了，不知道現在體力怎麼樣，要去練習。」
我記得當時，心裡出現的不只一個問號。用爬的？會不會太苦了？有人會在意你的訴求嗎？救援流浪動物，沒有比較不辛苦的方式可以表達嗎？但他還是繼續滔滔不絕地講著，想要找哪些名人來聲援，要怎麼準備後勤工作，立法院的修法行動可以如何配合等等。
推動一個公共議題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作法。有一種是政策工作者，像是我，習慣研究議題、寫法條，透過政治關係來遊說政策。另一種是運動團體，會辦記者會，用影像、演講來闡述議題。但是像他，一個跑單幫的行動者，就跟那位吃牛糞漢堡的學生一樣，會用困苦自己身體的方式來引起注意。
我盤算著自己可以幫忙到什麼程度，順便幫他計算他的極限。我可不想看到他用這麼悲苦的方式公開倡議一個議題，最後卻落得半途而廢。
「也許，時間不必這麼長，三天就夠了，最多一個禮拜。」我建議他：「還有，以收容所做為起點和終點，應該比較能夠突顯訴求。」
那天他離開前，拜託我去幫他把停在200公尺外的車子開過來。我坐上那輛特地為肢障者的需求改裝的車子，一時間不確定該不該去碰那些多出來的操縱桿。
後來，除了真的開始苦爬，大概所有的構想都沒有按照他那天喝咖啡時所寄望的，例如名人的加持、媒體的注視。所幸，還有幾個來幫忙撐起這個行動的熱心朋友。去二重疏洪道的那天，他身邊有一個網友、兩個志工陪伴著。
「我這兩天都是孤伶伶的在爬。」他講著，但聽起來不像是抱怨，只是陳述著事實。
一個訴求需要讓運動者做到這種程度，通常是因為現狀已經遠遠偏離了正常的軌道，讓人不得不挺身而出。
台灣雖然有動物保護法，但是應該執法的政府幾乎全部在帶頭違法：用鐵絲吊著流浪狗的脖子抓上車，把牠們關在僅能擁擠或狹窄的籠子裡，糞便與飼料混雜在一起；12天後，如果牠們沒有病死餓死或領養，非獸醫專業的業者會將藥劑打進牠們的心臟中，抽慉發抖一陣子後才斷氣，而這過程竟被稱為「人道處置」。
對於悲慘的事，我們經常會希望政府做點什麼；但這件事，你會寧願政府不存在。存在的政府，幾乎讓流浪狗的生命更悲慘。
我想到週末看到陶子的新聞，因為公然說要叫環保局來抓流浪狗，而被網友撻伐。說真的，這實在不是她的錯，有問題找政府有什麼錯呢？一般人哪會知道，叫政府來處理流浪動物，結果幾乎是必死無疑？
要多少人爬多久，這件事才會被合理的處理？
在疏洪道的綠化草地旁，我和他坐在地上，這個高度看出去的世界，很接近狗狗的視野。他一邊指著那片草地，一邊說：
「當初這疏洪道工程要做的時候，我就知道這裡的狗都活不下去了。但是我家太小了，已經有七隻貓，所以也只能趕過來救一隻回去。」
大規模工程進行時，流浪狗原來棲居的環境都會被破壞掉，而包商可能會請清潔隊員把附近的流浪狗全部抓走，或者更有「效率」一點，直接用有毒的食物誘食後，一起埋掉。
無辜的生命被草草埋葬，以支持城市的發展。
我把抽剩的半包煙留給他，道別，開車回辦公室。還有好幾天的苦爬路程，天氣不太穩定，我希望會有其他朋友去幫他打打氣。這真是一趟孤單的旅程。
但疏洪道上流浪的狗朋友們，應該會明白吧？人類的世界中，有一個怪咖正在用四隻腳爬著，體會你們看到的世界，為你們的生命爭取應有的卑微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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